假如我知道更多

「民主是所有可行選項中最糟的一個，偏偏它也是唯一的可行選項。」這句話恐怕道出了許多人對民主制度又愛又恨的態度。民主制度讓我們可以自由表示意見、選擇國家的領導人，但也讓我們總是在電視上看到不想看到的人、聽到這些人光怪陸離、荒謬無匹的言論。現行的間接民主制度之所以如此令人又愛又恨，主要原因只怕就在其根本特性可能導致雙重危險。

在《論民主》一書中，道爾教授指出民主制度的根本特性是平等政治權利。沒有人的意見永遠凌駕於我的意見，也沒有人可以憑自己的意見統治所有人。沒有人可以憑其意見要求我看到一個姓馬的人，就必須卑躬屈膝叫他皇上。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決策因而應該平等考量所有人的意見。但所有政治決策都必須蒐集所有人的意見，實際上似乎不易實行，間接民主於焉誕生。我們先選出特定人士，再由這些特定人士替我們進行政治決策；這樣似乎兼顧了民意基礎與實行可能。

偏偏就是這樣的間接民主制度，可能會導致雙重危險。首先，選舉出來的特定人士不見得會尊重選民的意見。民主國家政府的專斷獨行，早已不是新聞。如何反制這種情形呢？有人於是認為在重要議題上，應該進行民意調查，形式可以是電話民調、諮詢利益團體、公民投票等等。這又導致了另外一種危險：被調查的選民在表達意見之前，未必會充分蒐集資訊、仔細考量議題，調查結果因而失於草率。選民這麼做無可厚非，畢竟大部分人沒時間在顧生活之外花大量時間考量政治決策。但未經審慎考量的意見若被直接採納，只怕也未必是件好事。

如何面對這種雙重困難呢？美國的費雪金教授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方案，稱為「審議式民調」。這種民調企圖了解當選民面對特定議題時，「假如我知道更多」，結果會是什麼。民調者首先利用統計抽樣，隨機邀請數百名具有不同社會背景的選民參與討論會。同時，民調者也邀請抱持各種意見的學者出席。在討論會中，首先就特定議題統計選民意見。選民接著被分成許多小組，由工作人員向他們簡報相關資料與各方意見，並在簡報結束後充分討論、提出問題。學者們旋即針對這些問題提出專業意見，抱持不同意見的學者也在選民面前公開討論。然後選民們再次進行小組討論，並在討論結束後針對原本議題重新統計意見。

結果十分有趣。費雪金教授長達十餘年在各地主持審議式民調後發現，討論會後選民的意見往往會出現重大改變。例如在一次針對企業所得稅進行的審議式民調中，最初只有百分之廿七的選民支持調降稅率，討論會後支持率卻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這似乎顯示了人們在深入了解議題後，時常會有不同的看法。而這種民調探討「一般人如果知道更多會怎麼想」，比起規模相近的電話民調，只怕更具價值。它同時也可以避免諮詢利益團體或全體公民投票所具有的潛在危險。若要提升人們對民主制度的信心，針對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之類的重大議題舉辦審議式民調，或許是不錯的作法。

※術語及專有名詞外文來源
論民主  On Democracy
道爾  Robert A. Dahl
間接民主  Indirect democracy
費雪金  James S. Fishkin
審議式民調  Deliberative Polling®
經濟合作框架協定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參考資料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cient Athens Online, in The Economist, the May 8th-12th 2010 issue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Deliberative Polling®: Toward a Better-Informed Democracy, by James S. Fishkin (The Center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論民主，道爾著，李柏光與林猛譯 (聯經)

真實之鏡

「我張開雙眼，這個世界便如其所是地展現在我的眼前。」這是我們對於知覺的本質最自然而直接的觀念。我們似乎是純粹的接收者，在知覺活動中接收這個世界提供給我們的一切訊息。世界是什麼樣子，我們就會把它看成什麼樣子、聽成什麼樣子 、感覺成什麼樣子。我們因而在知覺活動中掌握了世界的真實樣貌──我們的知覺，就是真實之鏡。

這種看待知覺活動的方式，可以用幾句話大略概括：我們知覺的內容反映了觀察對象的真實樣貌，因此如果觀察對象不變，知覺內容也不會改變。這種觀念的恰當與否，與我們如何看待自身與世界的關係息息相關。用誇張一些的話語來說，這議題的答案決定了我們究竟是觀察世界的人，或者是構築世界的人。讓我們舉個例子，從而進一步檢視這種觀念。

讓我們想像一片沙塵漫漫的黃土之上，有座富麗堂皇的建築，外壁滿佈繁複的浮雕與紋飾。它傲然挺立天地之間的態勢何其壯闊，卻又何其孤絕。受其壯美吸引，我們迫不及待地往建築內部走去，以便欣賞想必與外觀同樣動人的建築風貌。然而，當走入其中，我們發現裡頭沒有山楶藻梲的華美，只有到處散亂的木板與鐵釘。遊目四顧，我們發現這原來只不過是座由木板與金屬板搭建而成，再加以石膏外裝的電影佈景。於是我們滿心失落地走出這座建築，然後回首一望。這時，我們還看不看得見它傲然挺立天地之間的壯闊姿態呢？

只怕看不見了。我們會覺得我們看見的只不過是一個空殼子。它原本具有的立體感、厚實感完全消失，它看起來不再堅固，甚至顯得脆弱。這些不單單是我們對我們所見事物的詮釋有所改變，而是我們所見的事物已經以完全不同的樣貌呈現在我們的面前。換句話說，我們知覺的內容已經改變了。原本呈現在知覺內容之中的立體感、厚實感等等，已經不復存在。但我們所見的不是仍然是同一件事物嗎？我們觀察的對象不是毫無改變嗎？由此我們可以初步認定，我們的知覺內容不單純由觀察對象決定；我們由其他知覺活動中掌握的事物意義，也會參與形塑我們此刻知覺活動的內容。

因此，我們可以初步理解，知覺並不是一面鏡子而已。它還涉及種種其他複雜活動。例如我們面對同一棟建築，在不同時間、透過不同視角、利用不同感官來觀察，可以獲得不同的知覺感受。此時我們觀察這棟建築時，就會將這些以往獲得的知覺感受與當下的知覺感受加以統合。知覺活動因而涉及了多重經驗的整合，而不只是單純地接收訊息。這種整合出來的對象，與我們所認定的客觀世界之間，有些什麼樣的關連？這個問題，只怕就不是原先我們對知覺的「真實之鏡」觀念所能處理的了。那麼，或許我們該修正「知覺作為真實之鏡」這種概念，以便更深入地掌握我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

罪該萬死的瘋子

我們常會認為，恐怖主義者都是罪該萬死的瘋子。他們因為一些不切實際的目標，策劃一些毫無意義的攻擊，然後平白犧牲了自己與他人的性命。但這種觀念似乎並不總是正確。在國家暴力對恐怖主義文中，我們討論了巴斯克艾塔組織的恐怖主義活動，從中初步瞭解了其社會政治根源。現在讓我們在如此社會政治環境的脈絡中，討論艾塔組織暴力行為的意涵。我們將會看到，恐怖主義者狀似瘋狂的舉動背後，似乎有理路可循。

如前文所述，恐怖攻擊是一切非暴力手段用盡後的結果。但它能達到什麼效果呢？最常見的結果，就是政府的壓制更形激烈。但這種更為激烈的壓制往往不限於恐怖主義興起的地區，因為恐怖主義者不會乖乖住在家裡，而會在全國各地找機會對政府官員展開各種突襲。為了全面壓制他們的活動，政府往往不分區域加強對言論與活動的管制。這種嚴格而全面的社會控制，易於激起全體國民對政府的憤慨。一旦這種憤慨嚴重打擊政府的威望，其統治權威就會遭到挑戰，政府很可能為了平息排山倒海的民怨而左支右絀。如此，恐怖主義者就有機會尋求所屬政治疆域的獨立。

而且，恐怖主義活動更能夠成為日後重啟政治協商的基礎。西班牙政府在佛朗哥下臺一段時間後，成立巴斯克自治區。但這並不代表巴斯克人從此不再遭受任何形式的社會與政治不平等，也不代表他們就應該從此理所當然地被西班牙統治。巴斯克自治區的政黨多採用政治協商手段向西班牙政府繼續爭取權利，這回他們的訴求就比較容易得到重視。因為西班牙政府明白：要不就與這些政黨交涉，要不就得面對艾塔組織。換句話說，暴力攻擊作為一種可能的抗爭形式，持續在政治協商過程中對西班牙政府施加壓力。如果西班牙政府不願意尊重巴斯克人對西班牙政府的尊重，巴斯克人有能力讓西班牙政府損失慘重。如同道格拉斯與祖萊卡兩位教授所言，艾塔組織已然成為了一種「概念」，代表巴斯克人爭取自身權利的決心，從而為非暴力的協商增添了力量。

恐怖主義活動當然也會遭致其他國民的憤慨，這也是艾塔組織在今日逐漸式微、能夠被西班牙與法國逐步「徹底毀滅」的原因。恐怖主義者對他人生命尊嚴的傷害，終究會為自己帶來代價。但當他們付出代價時，我們實在沒理由歡欣鼓舞。我們應該記得是多少人的不幸造就了他們，他們的出現又造就了多少人的不幸。這是齣徹頭徹尾的悲劇。國家暴力無法根除恐怖主義，唯有消除孕育恐怖主義的各種不平等，人們才不用為了矯正這些不平等而成為恐怖主義者。我們應該記得：恐怖主義者不是罪該萬死的瘋子，他們是悲劇的體現者──最重要的不是消滅他們，而是消滅悲劇。

※術語及專有名詞外文來源
艾塔組織  ETA
巴斯克  Basque
恐怖主義  Terrorism
道格拉斯 William A. Douglass
祖萊卡 Joseba Zulaika

※參考資料
Basque Fatherland and Liberty (Encyclopedia of Espionage,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rrorist Violence: ETA and the Basque Political Proces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2, No.2, April 1990, by William A. Douglass and Joseba Zulai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薩科齊宣稱法國將徹底毀滅艾塔組織基地 (BBC)

國家暴力對恐怖主義

「我們會把艾塔組織的基地一個一個地徹底毀滅！」不久前，法國總統薩科齊慷慨激昂地如此宣誓。這聽在巴斯克人的耳裡，只怕是五味雜陳。這就是現代國家對付激進反對者的方式──用國家的「合法暴力」將「恐怖主義者」「徹底毀滅」。如果現代國家持續用這種手段作為應對恐怖主義的主要途徑，恐怖主義只怕永遠無法消除。

巴斯克地區的抗爭活動，反映了現代恐怖主義的複雜意義。讓我們來看看這塊紛擾的土地──不只為了暸解最近與巴斯克相關的國際時事，更為明白恐怖主義究竟所為何來。巴斯克是處於西班牙與法國邊界地帶的一個區域(如下圖，引自BBC)，主要的族群即是巴斯克人。早在羅馬帝國興起之前，巴斯克族裔即已成形。他們之後被納入羅馬帝國治下，但並未被徹底同化。西元七世紀初，由一名公爵統治的巴斯克公國成立。九世紀初巴斯克人又成立納瓦爾王國，該王國全盛期的疆域大致界定了今天認定的巴斯克地區。

十六世紀初斐迪南征服巴斯克，巴斯克從此大部分落入西班牙的統治，但還能維持一定程度的自主。然而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最後由佛朗哥將軍取得勝利，三十年的獨裁統治隨即展開。佛朗哥對巴斯克地區進行殘酷的壓迫，連巴斯克語都被禁止。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巴斯克語是巴斯克人最主要的民族特色之一。巴斯克語不屬於歐洲各主要語言所屬的印歐語系，有人認為它屬於北高加索語系，甚至有人認為它自成一個語系。禁止巴斯克語，等於否定巴斯克人對自己的身分認同。巴斯克人於是展開反抗。

首先是巴斯克人流亡海外的組織「巴斯克國族黨」在國際尋求政治協助。但這時的國際政治焦點是美蘇冷戰、是所謂「第一世界與第二世界的對抗」，巴斯克的聲音無人關注。少了國際力量的支持，巴斯克國族黨對佛朗哥簡直束手無策。在政治手段失效的情況下，一群巴斯克年輕人於一九五九年成立了「巴斯克祖國與自由」組織，簡稱艾塔組織。這個組織以恐怖攻擊為手段，追求巴斯克地區的完全獨立。為什麼選用恐怖攻擊？首先，巴斯克人不可能在西班牙境內採取任何合法的政治抗爭，因為佛朗哥政府的法律本身就充滿壓迫。加上國際政治抗爭也已失敗，任何合法手段因而都失去效用。如果能選擇的只有非法手段，巴斯克人會選擇以諸如違法集會遊行的非暴力方式抗爭嗎？佛朗哥全面控制輿論，又常以殺戮消除異音，即便在遊行中犧牲部份巴斯克人的性命，也未必能把巴斯克的處境有效傳達出去。暴力攻擊因而成為發聲的唯一管道──唯有重大傷亡，才能引起社會的全面關注。

這並不是說恐怖攻擊因而能夠在政治道德層面被合理化。這只是說，恐怖攻擊有其政治社會根源，而非一群瘋子的胡亂殘殺，理所當然要用國家暴力加以「矯治」。其他議題我們來日再論，但現在至少我們知道：在追求「徹底毀滅」恐怖主義之餘，也許我們不該忘了致力於「徹底毀滅」造就恐怖主義的政治壓迫與社會不公。

※術語及專有名詞外文來源
艾塔組織  ETA
薩科齊  Sarkozy
巴斯克  Basque
恐怖主義  Terrorism
巴斯克公國  The Duchy of Vasconia
納瓦爾王國  The Kingdom of Navarre
斐迪南  Ferdinand the Catholic
佛朗哥  Francisco Franco
北高加索  North-Caucasian
巴斯克國族黨  Basque Nationalist Party
巴斯克祖國與自由  Basque Homeland and Freedom / Euzkadi Ta Askatasuna

※參考資料
Basque Fatherland and Liberty (Encyclopedia of Espionage,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Basques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Sixth Edition)
Basque Language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Sixth Edition)
Ethnologue Language Family Index (Ethnologu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rrorist Violence: ETA and the Basque Political Proces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2, No.2, April 1990, by William A. Douglass and Joseba Zulai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從地圖看世界紛爭，每日新聞外信部著，蕭志強譯 (世潮)
薩科齊宣稱法國將徹底毀滅艾塔組織基地 (BBC)

※圖片來源
艾塔組織是誰 (BBC)

罩住法國價值的罩袍

由中央社出版的《全球中央》雜誌三月號收錄了一篇文章，討論在法國從去年年底延燒至今的伊斯蘭罩袍議題。傳統的穆斯林婦女在出門時會穿著覆蓋全身的黑色罩袍，法國的部份穆斯林婦女也遵循這種習俗。但這引起了法國部分政黨的不滿，認為出現在公共場所的伊斯蘭罩袍代表了對女性的壓抑、激進的宗教思想，因而「不符合法國價值」。法國移民部部長甚至宣稱伊斯蘭罩袍「對立於法國人的國族認同」。

法國並不是唯一出現這類情形的國家。英國的聯合王國獨立黨也在不久前提案全面禁止伊斯蘭罩袍，瑞士則在公投之後禁止清真寺興築宣禮塔。這實在令人好奇──罩袍與尖塔，究竟能為一個國家的國家認同帶來多少傷害？根據統計，法國真正會在公共場所穿戴罩袍的女性不過數千人，瑞士全國的宣禮塔則不到十座。為何這些要看到都不太容易的東西，會引起這麼大的反彈？

比較合理的解釋，似乎並非罩袍與尖塔傷害了這些人民的國族認同。應該說是這些人民在重新建構國族認同的同時，需要一個與自己族群對立的象徵，而罩袍與尖塔恰好滿足了如此需求。如同全球中央雜誌所說，歐洲現在正處在動盪的局勢之中。經濟成長的停滯、失業率的攀升、對將來社會福利狀況的憂慮，在在都可能傷害人民對自己國族的信心。但這種信心損失不利於凝聚認同，而強而有力的認同是政治穩定的重要條件。重新建構既有的國族認同、提升國族內部的凝聚力，因而成為歐洲政治的重要課題。

族群構成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自我與他人的對立，而這個「他人」往往是對自己有威脅的強大族群。什麼力量使西藏人自認為獨立的族群？光是藏語、藏傳佛教等西藏文化的核心要素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藏語與漢語的差別、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分歧、藏族與漢族在社會政治地位上的落差。透過這種對立，藏人把族群中的其他人視為與自己相同的、不同於主流族群的人。藏族的族群認同於是形成，而且這種認同特別強調與漢族的對立，與印度亞利安人、達羅毗荼人、阿富汗帕什圖人等等的差異則不特別重要。

看起來，歐洲國族重新建構自身認同的方式，就是運用了在族群構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對立。誰是歐洲人想像中最具威脅力量的族群？很可能就是伊斯蘭教徒們。某些政治要角因而與伊斯蘭教的象徵針鋒相對，在與伊斯蘭的對立之下重新凝聚國族內部的認同。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少數伊斯蘭教徒只怕不是威脅國族認同的元兇，而是凝聚國族認同過程中的犧牲品。罩袍罩住了法國的價值？只怕是法國價值掩蔽了罩袍下的靈魂。

※術語及專有名詞外文來源
伊斯蘭罩袍  Burka / Burqa
伊斯蘭  Islam
穆斯林  Muslim
聯合王國獨立黨  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亞利安人  Aryan
達羅毗荼人  Dravid
帕什圖人  Pashtu

※參考資料
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王甫昌著 (群學)
法國禁伊斯蘭罩袍惹爭議，全球中央雜誌，2010/03 (中央社)
聯合王國獨立黨領導人呼籲禁伊斯蘭罩袍  (BBC)

跟故土說再見吧

在〈趕不走的原住民〉文中，我們提到有些部落最後終於答應將居住地劃為特定區域，藉此取得申請新屋的資格。於是我們在新聞上看到了喜氣洋洋的大愛園區落成，看到部份原住民得以從此遷入園區房舍，看到政府官員欣慰的笑容。遺憾的是，探究這件事所代表的意義，只令人更替原住民們忿忿不平。

原住民的居住地，對他們是有特別意義的。就讀台大人類學博士班的尤巴斯‧瓦旦就指出，原住民的居住地與他們的祖靈信仰密不可分。即便我們不具有相同的祖靈信仰，至少我們也可以體會原鄉對每一個人在情感上的意義。因此，原住民希望政府在他們的原鄉重建新屋──但政府根本不曾重視他們的想法。最後蓋出來的新屋在哪呢？在像慈濟大愛園區這樣的地方，那兒離各原住民部落的原鄉可遠著呢。他們哪怕只想要遠遠望見自己的故土，也毫無可能。

此外，住進像慈濟大愛園區這樣的地方，是有條件的。由於這些在建造這些園區的過程中，政府一毛錢都沒有出，政府基本上對於園區管理方式不加置喙。在掌握主導權的情況下，慈濟要求任何入住原住民都必須簽署慈濟制定的「生活承諾書」。承諾書中規定眾多，如「社區內如有任何宗教信仰儀式或活動，必須依社區管理委員會規定辦理」。這些規定都由慈濟單方面制定，入住者毫無拒絕權利。但如果這些規定既不是出自法律、也不是出自原住民們自身的意願，對他們要求這些豈非毫不合理？

也許有人會說：既然是慈濟蓋的園區，規則由他們訂，十分合理。也有一些人可能會說：如果原住民不喜歡，大不了不要去住。針對前者，我們想問：那政府在做什麼？政府的工作，不就是協助原住民災民們恢復他們原本的生活嗎？為什麼政府沒出到該出的力，到最後迫得原住民必須寄人籬下，連自己的生活方式都必須由別人規定？為什麼應該由政府主導的工作，最後居然要靠慈濟向大眾募款負責？針對後者，我想他們很多人是不會去住的，如果他們有選擇的話。但他們有選擇嗎？沒有了住的地方，也得不到政府的正視，他們除了遠離故土，還有多少選擇？

所以，這些原住民災民們最後可能只能對自己說：「跟故土說再見吧，向舊生活說再見吧。既然沒有選擇，就坦然接受吧。」即便他們可以坦然接受，至少我沒辦法坦然接受政府這樣的表現。當我看見那些官員在大愛園區落成典禮上欣慰的笑容，我真的笑不出來。

※相關新聞
遷村未考慮文化傳統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走調的災後重建  (小地方新聞網)
愛的代價？  (小地方新聞網)
江宜樺視察大愛園區  (中央社)

趕不走的原住民？

莫拉克颱風已經走了好幾個月，莫拉克風災的災民也早就失去了鎂光燈的短暫關注。最近我們突然再次透過電視看見他們的身影，原來是收容原住民災民的慈濟大愛園區落成了。新聞報導一片喜氣洋洋，政府官員們也前仆後繼前往視察，表達他們對重建過程順利的欣慰。政府官員們當然要大加渲染這消息了，否則人們就會看到美好圖像背後政府驚人的無能。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件重建過程中不那麼美好的事情吧。

莫拉克風災重建工作的首要項目之一， 就是為家園毀壞的原住民們重建住宅。不過，想要政府幫忙蓋房子，可不是這麼便宜的事情。從桃源鄉、南沙魯村到霧台鄉、梅山村，只要居民不答應將居住地劃為特定區域，政府就使盡手段拖延居民申請新屋的進度。什麼是特定區域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凡是劃為特定區域的土地，政府得在必要時強制遷村。也就是居民一旦答應將居住地劃定為特定區域，他們就失去了在自己土地上決定去留的最終權利。許多法學者認為這樣的規定違憲，但立法院既然通過了，就只有大法官會議能否定法條的合憲性。偏偏唯有在針對特定事項申請複決、訴願、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全部失敗後，司法院才會召開大法官會議審查法條。哪一個災民有能耐跟政府這樣耗下去？

所以災民們當然不想自己的居住地被劃為特定區域。但他們又不得不這麼做，否則政府硬是不讓他們通過新屋申請。政府憑什麼強要掌握強制遷村的權力？只有一種說法能夠合理化政府的作為：原住民一直住在危險地帶，因而災害一旦發生，就會為政府帶來龐大的救災成本。為了節約這筆成本，原住民必須遷離他們的故鄉。但這種說法有一個根本的問題：這些「危險地帶」，本來都不是危險地帶，而是長久以來哺育原住民的土地。他們居住其上由來已久，從來不曾發生問題。什麼時候開始有問題呢？當政府進行種種開發計畫之後。就以莫拉克風災來說，一般認為如果沒有水利署的越域引水工程，小林村就不會有如此嚴重的災情。因此，是政府把這些地方變成了危險地帶，然後要原住民替自己的政策負責。

原住民當然不需要替政府的政策負責。所以，即便原住民不願意居住地被劃為特定區域，政府也沒有合理根據拖延新屋申請過程。政府這樣的作法，彷彿在對原住民說：你們怎麼還趕不走？偏偏沒了安身立命的家園，許多原住民最後不得不同意政府的要求。除夕時，總統說莫拉克風災重建有所進展。不知道他在講「進展」兩個字時，可想到了重建委員會的如此作為？

※相關新聞
馬英九賀歲三願──最盼人人有工作  (香港文匯網)
桃源鄉劃定特定區域會議，暫無任何共識  (小地方新聞網)
小林村致災報告──只是雨量闖的禍？  (小地方新聞網)
不劃定就不協助？梅山村對政府的疑慮  (小地方新聞網)

何謂現象學？(3/3)

在本系列上一篇文章中，我們描述了現象學研究的大致輪廓。在本文中，我希望討論關於現象學最常見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如果現象學研究的就是人類意識的特定結構，那我們有腦科學不就夠了？腦科學不也以意識為研究對象嗎？一個較顯而易見的回答是：腦科學家研究的是別人的腦，因此並不是透過第一人稱視角來研究意識的結構。但這個回答很可能誤導我們。我們會問：假如一位腦科學家透過儀器研究自己的腦，現象學對他而言就毫無意義了嗎？假設我是一位腦科學家，我大可以觀看特定對象，然後透過儀器記錄我觀看時的腦部血流量、神經元放電方式等等。觀看結束後，我再根據儀器紀錄建立理論。乍看之下，這似乎也是把我的觀看方式納入了考量。然而，如果某一特定機制是我觀看方式的一部分，我在觀看時應該能感覺到這種機制的運作。例如，我能感覺到我在觀看時區分了物體與背景，我也能感覺到我在觀看時賦予了被觀看的事物特定意義，這些機制因而是我觀看方式的一部分。但我能感覺到我在觀看時，我腦部特定區域的神經元開始密集活動嗎？顯然不行。因此，腦部活動算不上是我觀看方式的一部分，最多只能算是我透過儀器紀錄間接觀看的對象。既然腦部活動不是我觀看方式的一部分，我在進行腦科學研究時就沒有將我的觀看方式納入考量。如此說來，腦科學是以第三人稱方式研究意識的領域，與現象學以第一人稱方式研究意識並不相同。

第二個問題是：既然我們可能透過腦科學建立完整的第三人稱意識理論，我們還要第一人稱意識理論做什麼？第一人稱視角之所以在理論建構中不可或缺，是因為某些現象沒辦法透過第三人稱視角觀察到。讓我們回到之前觀賞用蘭花的例子。從純粹的第三人稱角度來看，蘭花與擺蘭花的桌子不外乎兩堆分子。我們可以深入探究這些分子的特性，但說我們會在這種視角下區分「作為物體的分子」與「作為背景的分子」，則十分莫名其妙。因此，即便在第一人稱視角下我們會區分物體與背景，在第三人稱視角下這種區分並不存在。對這類現象的深入探討，也就只能在第一人稱視角下進行了。這樣一來，現象學與腦科學間的關係就不是相互競爭，而是相輔相成、透過兩種視角共同研究意識。這就是現象學者們給自己的任務：透過第一人稱視角，系統性地描述我們的意識結構。「第一人稱探究」就是現象學的精神。

蘇維埃瓦礫上的歐洲糧倉

烏克蘭原本有良好的經濟體系，發達的農業甚至曾經使它獲得「歐洲糧倉」的美名。但正如同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如今的烏克蘭貪污猖獗，國家的政治與經濟都受到嚴重衝擊。是什麼把歐洲糧倉帶入了這樣的困境？最主要的元兇，恐怕就是寡頭政治體系。寡頭政治體系是指少數經濟菁英壟斷重要經濟資源，從而在經濟與政治方面發揮決定性影響力的體系。如此體系產生在烏克蘭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崩解、烏克蘭共和國建國的時期。

在蘇聯末期，國有企業的經理人有權以非常優惠的方式從事貿易。例如，他們可以在國家補助下，以低廉的成本購買國內天然氣，再於國際市場高價賣出。國有企業經理人藉此賺取龐大的利潤，迅速竄起成為經濟菁英。當蘇聯崩解時，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成為烏克蘭共和國建國時期的首要任務，而前者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國有企業私有化。但什麼樣的私人組織有足夠財力收購國家企業呢？絕大多數，都是這些前國有企業的經理人。於是，大部分的國有企業最後都成了他們的資產。這些經濟菁英旋即以各種手段阻止進一步的私有化，以免影響他們透過前國營企業掌控特殊經濟資源的能力。

這些經濟菁英的影響力同時還延伸到政治領域，因為前國有企業經理人常常是蘇聯共產黨高層。由於推行政治民主化常需要既存政治權力的協助，這些握有政治權力的人就成為建國時期最主要的政治菁英。但他們既然要鞏固既得利益，怎麼可能全力推行民主化？他們於是常以促進經濟改革效率為理由，在政治上擴張自身權力、破壞監督機制、壓制反對勢力。偏偏在經濟改革時期，許多人易於誤認這種鐵腕手段為有效改革的必要措施，這樣的手段於是被充分合理化。結果，在缺乏制衡機制的情形下，這些身兼政治與經濟菁英的寡頭們開始為所欲為。最後，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都完全失敗，只留下千瘡百孔的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

由於在這樣的體制中，經濟資源與政治權力都被少數菁英壟斷，即便是人民新選舉出來的領導人也很難不受到這些既存菁英的支配，否則政策根本難以推行。結果，無論這些新領導人多麼具有熱情理想，最後常常都在寡頭政治體制中沉淪為另一個爭權奪利者。這一切最重要的起因之一，就是當初以國有企業私有化為主的經濟改革過程充滿瑕疵。烏克蘭這座蘇維埃瓦礫上的歐洲糧倉，至今似乎還未能走出建國初期落下的陰影。

※術語及專有名詞外文來源
寡頭政治體系  Oligarch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烏克蘭共和國  Republic of Ukraine

※參考資料
The Rise of Ukrainian Oligarchs, in Democratization, Vol.10, No.3, Autumn 2003, by Rosaria Puglisi (Frank Cass)

橘色憂鬱

五年前，橘色在烏克蘭看起來多麼光明絢麗，如今卻顯得如此令人憂鬱。

五年前，烏克蘭爆發「橘色革命」，大量群眾在基輔的獨立廣場聚集，抗議總統大選計票舞弊。最後，法院判斷舞弊執政者亞努科維奇的當選無效，反對派領導人由申科成功地取而代之成為總統。那時，象徵政治理想的橘色布條繫在抗議者們的身上，隨著他們歡騰的身影傲然成為千萬目光聚集的焦點。今年一月，烏克蘭再次舉行總統大選。然而，五年前大獲全勝的由申科，在這場大選中只獲得百分之五的選票。由這樣的得票率看來，他顯然沒能實現烏克蘭人民託付給他的理想。取而代之在大選中領先的是季莫申科與亞努科維奇，他們將在二月初的第二輪投票中一決勝負。季莫申科是五年前橘色革命的領導人之一，在橘色革命結束後不久即因意見衝突與尤申科分道揚鑣。亞努科維奇就是五年前的落選者──橘色陣營執政五年的結果，就是讓原本舞弊下臺的總統再次贏回民心，何其諷刺。

由申科政府失去民心的主因可能有二。首先，它無能改變烏克蘭政治場域中貪污充斥的情形，反而在分化反對勢力的用心上與前任政府如出一轍，使人民對變革的期望全數落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由申科在自己政黨喪失國會多數、迫於憲法讓反對政黨領導人季莫申科擔任總理之後，即採用各種手段杯葛季莫申科的施政。其次，它無能化解國內的分歧，在凝聚國民意識上令人徹底失望。烏克蘭最主要的族裔為烏克蘭人，約佔全國人口五分之四，一大部分居住於農業較盛、較為貧窮的中西部。俄羅斯人則是最主要的少數族群，約佔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大多居住於工業化、較為富裕的東南部。這兩個族裔之間本來就有所衝突，由申科政府的作為不但沒能化解對立，反而可能火上加油。例如，由申科把史達林執政期間的飢荒稱為對烏克蘭人的種族屠殺，但那次飢荒明明影響了包含俄羅斯在內的前蘇聯全境。這樣的宣稱易於引起本來可能避免的仇恨情緒。

回顧五年前基輔獨立廣場上烏克蘭人民歡欣鼓舞的神情，這樣的結局就特別令人難過。多少對自己國家的熱情盼望，再次在政治場域中被辜負與揮霍。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會這樣？我們當然可以簡單地說「權力使人腐化」，但這樣的宣稱易於使我們忽略既有體制在政治決策中扮演的巨大力量。烏克蘭是前蘇聯崩解後獨立的共和國之一，許多政治制度特色都在獨立初期確立。若我們回顧這段不久前的歷史，也許能夠更明白今日烏克蘭政治局勢的來龍去脈。

※術語及專有名詞外文來源
烏克蘭  Ukraine
基輔  Kiev
獨立廣場  Independence Square
亞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ych
由申科  Viktor Yushchenko
季莫申科  Yulia Tymoshenko

※參考資料
Orange Is Not the Only Fruit, in The Economist, the issue of Jan.9 - Jan.15, 2010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Five Years on in Kiev, in The Economist, the issue of Jan.23 - Jan.29, 2010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The World Factbook, in the website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烏克蘭總統由申科承認失敗  (BBC)

何謂現象學？(2/3)

在本系列的上一篇文章中，我們提到採用第一人稱研究視角，是現象學最重要的特色。 而採用第一人稱研究視角，就是要把自己的觀看方式納入考量。說到這裡，我們可能有所懷疑：「觀看方式」到底是指什麼？基本上，現象學所談的「觀看方式」，是指「原則上所有人共通的觀看方式」。但有這種東西嗎？假設小弘弘是一位中醫，他從小到大對於植物都只關注其藥性。由於他深刻的研究，任何植物在他眼中都可以成為適當的藥材。那麼，當小弘弘看到我與小嚕嚕看到的這株觀賞用蘭花時，他可能就會把它看成一株藥材。如果小弘弘把這株植物看成一株藥材，而小嚕嚕把這株植物看成一株觀賞用蘭花，他們兩人的觀看方式有任何共通之處嗎？

他們兩人的觀看方式仍有共通之處。首先，他們都把這株植物看成一個獨立的物體。這株植物的下面也許有個盆子，但他們並沒有把這個盆子看成這株植物的一部分。他們的觀看都具有「區分物體(植物)與背景(盆子)」的結構。其次，他們都在觀看中賦予了這株植物某種意義。小嚕嚕在觀看中賦予這株植物「觀賞用蘭花」的意義，小弘弘則賦予它「藥材」的意義。儘管賦予的意義不同，他們的觀看都具有「意義賦予」的結構。繼續探究下去，我們會發現我們可以在觀看方式之中，找到許多特定的結構。

接下來的工作就是解釋這樣的結構。為什麼我們能夠區分物體與背景呢？以前例來說，小嚕嚕為什麼能夠區分蘭花與盆子呢？他似乎必須具備「蘭花」與「盆子」兩種概念，並且知道如何把這兩種概念運用在他所見的事物之上。那概念又是什麼呢？概念也許是「我們意識中事物的複本」。但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事物似乎有無窮豐富的特性，我們擁有的概念能如此豐富嗎？一株蘭花的可能特性有根部粗大、具有「假球莖」、葉片厚而直立、花瓣花萼各三片……等等，我們可以鉅細靡遺、無窮無盡地列下去。但我們怎麼可能把這些特性全部包含在我們的概念之中？一個常看花的人看到一株蘭花時，顯然不需要想到這些，就知道那是一株蘭花。因此，概念不應該是無窮豐富的。但不是無窮豐富的概念要套用在性質無窮豐富的所見事物之上，這又要如何達成呢？這時我們就需要「認知圖式」的協助。我們就暫且講到這裡為止，這應該可以讓我們對現象學研究的進行方式有所體會了。

因此，我們可以初步將現象學研究方式概括如下：先描述我們自身觀看事物的方式，然後從這觀看方式中找出原則上所有人共通的結構。最後，建立理論解釋這樣的結構。這就是現象學研究的大略輪廓。

※術語及專有名詞外文來源
現象學  Phenomenology, Phänomenologie
區分物體與背景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認知圖式 cognitive schema

網誌觀後感

今天研究了一下這個網誌，終於弄懂要怎麼樣加入多於一個的意見反映選項。現在在每篇文章的下面，應該都可以找到「本文是否會使你對文中所談議題感到興趣」這個問題。問題的答案則分成「會」與「不會」兩種選項。我會隨時注意勾選結果，嘗試修正文章行文與風格。這些意見對我的網誌而言意義重大，請大家勾選時不用有任何顧忌。謝謝大家！

何謂現象學？(1/3)

在眾多哲學流派之中，我最熱愛的是現象學。因此，在這篇文章中，我希望談談什麼是現象學。初步來說，我們可以把現象學定義為「第一人稱研究」。讓我們先用一個例子界定「第一人稱」的意義，再來看什麼是第一人稱研究。假設現在有一株新品種的觀賞用蘭花，我跟小嚕嚕對花都很有興趣，於是我們兩個人開始觀察它。這時，對我來說，我是透過第一人稱視角來看蘭花，小嚕嚕則是透過第三人稱視角來看蘭花。對小嚕嚕來說，我是透過第三人稱視角來看蘭花，他自己則是透過第一人稱視角來看蘭花。

那麼，我要怎麼以第一人稱方式研究這株蘭花呢？我必須把這株蘭花當成「被我觀看的蘭花」來研究。同樣的道理，如果我要以第三人稱方式研究這株蘭花，我就要把這株蘭花當成「被小嚕嚕觀看的蘭花」來研究。這兩者有什麼差別？最主要的差別，就在需不需要將我的觀看方式納入考量。

假設現在我要以第一人稱方式研究這株蘭花，我需不需要把我對這株蘭花的觀看方式納入考量？當然需要，因為只有我把這株蘭花當成「被我觀看的蘭花」時，我對這株蘭花的研究才是第一人稱的研究。而有了「我的觀看」，這株蘭花才能成為「被我觀看的蘭花」。所以若我要考量「被我觀看的蘭花」，「我的觀看」不能不納入考量。

假設我現在要以第三人稱方式研究這株蘭花，我需不需要把我對這株蘭花的觀看方式納入考量？不需要，因為要我以第三人稱方式研究這株蘭花，就是要我把這株蘭花當成「被小嚕嚕觀看的蘭花」來研究。而沒有「我的觀看」，我仍然可以把這株蘭花當成是「被小嚕嚕觀看的蘭花」。畢竟，有沒有「我的觀看」跟這株蘭花是不是「被小嚕嚕觀看的蘭花」，本來就沒有任何關聯。所以若我要考量「被小嚕嚕觀看的蘭花」，我不需要將我的觀看方式納入考量。

那我要不要將小嚕嚕的觀看方式納入考量？答案是：也不要。假設我要將小嚕嚕的觀看方式納入考量，我要怎麼做呢？很顯然，我不能變成小嚕嚕，然後透過他的眼睛了解他觀看的方式。我能做的，就是把我自己想像成小嚕嚕。接著，我透過我自己的眼睛觀看，了解我自己觀看的方式，再把我自己觀看的方式比擬為小嚕嚕的觀看方式。但是，這樣做的話，事實上我納入考量的仍然是我自己的觀看方式。如此一來，就會使得第三人稱研究變回第一人稱研究。所以，要進行第三人稱研究，就是「不把任何人的觀看方式納入考量」，然後單純考量被觀看的事物。

說到這裡，我們應該可以大致明白第一人稱研究與第三人稱研究的差異。採用第一人稱的研究視角，就是現象學最重要的特色。

伊拉克的槍響(2/2)

在本系列文的上一篇文章中，我們提到究竟美國政府攻擊並佔領伊拉克是否合理，並非一個已經沒有現實意義的問題。我始終在想：假如我是一個伊拉克人，我會對這個事件抱持什麼樣的想法？如果我對薩達姆‧海珊與社會復興黨的統治感到深惡痛絕，我會支持美國政府出兵推翻自己國家的政府，並且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駐軍嗎？

海珊統治的伊拉克是一個充滿人權迫害的國度。除了以各種方式箝制言論與壓制反對人士，海珊還不只一次大規模屠殺伊拉克人民。最惡名昭彰的幾次包括兩伊戰爭期間對北部庫德族的鎮壓以及八二年、九一年、九九年對南部什葉派穆斯林的屠殺。單是八二年在杜傑爾，就有一百四十八位村民被殺害。如果我是海珊統治下的伊拉克人民，我想我會難以忍受這樣的政府；這個政府或許有正面的作為，但同胞人民的鮮血與憤怒卻難以被化約為可以被抵銷的效用損失。

因此，情感上也許我會支持其他國家出兵，因為我已經難以把這樣的政府視為自己國家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情形下，即便政府受到攻擊，受到攻擊的也不是我的國家，而是一個背叛國家的政治組織。那麼，有沒有理論論述可以支持美國政府出兵呢？政治哲學界流傳已久的「正當戰爭理論」或許可以為此軍事行動背書。根據滑鐵盧大學布萊恩‧歐倫德教授的說法，正當戰爭必須具備正當的出兵理由，而正當理由中最常見的就是抵抗侵略。侵略的對象不一定要是其他國家，以武力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就構成了對人民的侵略。此時，其他國家就有權為人民向侵略組織出兵，一如聯合國在世界各地的維和行動。

因此，就理念層次而言，也許美國政府出兵頗為恰當。但美國政府在戰爭與佔領過程中的實際作為，卻可能讓伊拉克人徹底失望。 諸如戰爭中的傷害平民、戰後的介入石油貿易、賦予私人保全組織特權並簽訂巨額合約等等，都嚴重損害伊拉克的國家利益。無論美國政府多麼師出有名，它所肩負的期望已經被它親手粉碎。如果我是一個伊拉克人，現在我會希望美國政府收拾好殘局，趕快離開我的國家。我不需要一股「只比海珊稍微好一點」的外國政治力量介入自己國家的政局。

我畢竟不是一個伊拉克人，無權代表伊拉克人說話。但嘗試站在伊拉克人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是我所能想到了解這件事意義的最佳方式。 就這種角度來看，美國政府此時占領伊拉克的合理基礎，已經被它自身的行為徹底抹滅了。

※術語及專有名詞外文來源
薩達姆‧海珊  Saddam Hussein
社會復興黨  Ba'ath Party
庫德族  Kurd
什葉派  Shiite
穆斯林  Muslim
杜傑爾  Dujail
正當戰爭理論  Just War Theory
滑鐵盧大學  Waterloo University
布萊恩‧歐倫德  Brian Orend

※參考資料
中東現場，張翠容著 (馬可孛羅)
War,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Brian Orend (Stanford University)
Trial of Saddam Hussein, in Wikipedia (Wikipedia)

伊拉克的槍響(1/2)

一月一日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新旅程的開展，對部份伊拉克人而言卻可能是舊希望的破滅。 在這一天，美國的利卡多‧爾賓納法官駁回檢察官對黑水公司的告訴，宣佈若無新事證則此案終結。

黑水公司是一家私人保全公司，在伊拉克負責部分美國外交人員的維安。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六日，在護送一名美國外交官的過程中，黑水公司保全人員槍殺了十七名伊拉克平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按照黑水公司的說法，在保全人員護送外交官途中，不遠處發生汽車炸彈爆炸案，一個小組旋即護送官員返回出發地點。另一個護送小組前往爆炸現場處理後續情況，卻遭到槍擊，於是開火回擊。伊拉克方面卻宣稱是保全人員阻道以便美國官員車輛通行，在一輛平民車輛不願減速後，立即開火攻擊。部份民眾在混亂中逃竄，也被保全人員射殺。

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中提及了相關證詞的來源。保全公司說法的來源，除保全公司外，有美國政府與美國大使館。伊拉克這一方說法的來源，則有伊拉克政府、伊拉克目擊民眾、美國廣播公司對部分保全人員的訪問、紐約時報對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的訪問。就說法的前後一致與證詞來源判斷，我認為伊拉克方面的說法遠較保全公司的說法可信。那爾賓納法官為什麼仍然駁回告訴呢？他的理由是，檢察官在起訴書中的論證「充滿矛盾、難以採信」。我並非不尊重專業法律判決，但這樣的理由看起來實在不太有說服力。

這樣的事件，看起來並不像一個單純的零星事件。也許它正是美伊衝突的微觀體現。美國以「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由，抱持「輸出民主」的理念向伊拉克開戰，並在戰後在伊拉克駐軍至今。這樣的行為到底有沒有合理基礎，始終是意見衝突的焦點。有些人也許會說，這是早已過時的議題。黑水案或許可以提醒我們：那些活生生的衝突，始終不曾從美索不達米亞的土地上離去。

※術語及專有名詞外文來源
利卡多‧爾賓納  Ricardo Urbina
黑水公司  Blackwater
美國廣播公司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ABC)
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相關新聞
「他們不停地把子彈射過來」(阿拉伯半島新聞網)
美國法官駁回對黑水公司的控訴(BBC)
黑水案：發生了什麼？(BBC)
伊拉克對美方決定感到遺憾(BBC)

當代歐美哲學的哲學視角

何謂哲學？在哲學千年的發展史中，這個問題從來沒有統一的答案。那麼，與其給予這分歧巨大的領域一個浮泛的定義，不如描述當代的研究者實際上如何從事哲學探究。雖然本文先關注當代歐美哲學，但我們不應忽略許多當代學人主要著力於創造性地詮釋古典中國哲學、古典印度哲學、古典伊斯蘭哲學，他們所得成果應足以與當代歐美哲學鼎足而立。

當代的歐美哲學至少可以分為三個主要支派。它們並非涇渭分明，卻各有獨特的風格。其中勢力最為盛大的，應該是分析哲學。分析哲學家重視科學精神，幾度希望把哲學建構成一門類似於自然科學的學科。他們相信有一個獨立客觀的外在世界，哲學的工作就在於如實呈現其樣貌。當我們嘗試為新出土的宋徽宗書法石碑測定年份，我們也許可能誤把其年份多估三十年，但石碑的實際年份卻不會因為我們的錯誤測量而改變。石碑的大小、重量、字跡、內文等等也是如此。因此，事物有其自身的客觀真實，它們獨立存在，與我們的觀察判斷無關。我們因而應該集中心力探究認識客觀真實的知覺條件、事物的本質、判斷真偽的邏輯等等。

第二個主要支派是現象學與存在哲學，我們姑且把這一派別簡稱為現象學。現象學家重視人文精神，認為哲學探究不可能以與自然科學完全相同的方式進行。我們沒辦法不透過自身的視角觀看這個世界，因此我們對世界的描述不能忽略自身的視角。沒有觀看書法的人，碑文就不再是碑文，只是一塊有鑿痕的石頭。唯有在對書法的欣賞之中，石頭才成為碑文。因此，世界的樣貌與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是一體的兩面。我們因而應該仔細思量我們如何賦予事物意義、自身經驗的種種特性、主觀判斷與自身經驗之間的關係等等。

第三個主要支派是後結構主義，有時也被約略等同為後現代主義。在往日哲學對世界真實結構孜孜矻矻的追尋之後，這種思潮質疑我們是否真的能夠有系統地認識世界。當我們以語言記下我們對碑文的觀察與判斷，我們是藉由語言來表達碑文的客觀屬性嗎？是藉由語言來表達我們自身經驗的特性嗎？或者，所謂的碑文客觀屬性、自身經驗特性，都是我們在語言表達的同時建構出來的事物呢？我們自身或者我們面對的世界，也許都不具有固定的、可掌握的結構。只不過是我們在嘗試認識它們的同時，自己創造出了愈來愈多的結構。

也許透過這三種哲學流派進行哲學探究的方式，我們可以約略窺見哲學自身的形貌。